一个时期就是老一代的,当时从国外回来的,从美国、欧洲回来以后,自己在个人的诊所,提供儿童精神医学的服务,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有一代的学成回来的一些专家,留在了我们发达的城市,相继成立了儿童精神医学的病房和门诊,这个时候就很多的儿童的服务就开始提供了。当时陶国泰他报道了四例,当时是最早报道的儿童的孤独症,从此以后南京成立了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北京安定医院,成立了儿童精神医学的门诊和病房,相继在华西、北大六院、湘雅、广州都成立了相应的,儿童的这样的中心,这是一个逐步地开始转型阶段。
第一个就是要加强这种精神疾病的基础性研究,也就是说要找病因。 第二个就叫普及精神卫生的知识。让老百姓都知道什么样的孩子是多动症,什么样的孩子是抑郁症,焦虑症。我们要推广普及这些知识,让小孩很早就知道他可能是心理方面有问题,能够早期的发现。 第三条也是强调规范我们的精神卫生的这样一个心理健康的服务。
在2010年我还召集了整个全世界的同行专家,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的大会。当时的陈竺部长,顾秀莲代表人大,张文康代表政协,全部都出席了我的会议的。开幕式当时陈竺部长问我,我们国家的儿童精神医学的情况,我当时就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国家儿童精神医学的发展水平非常不统一,可以说两极分化明显。大城市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有国际的各种的诊疗标准,最新的药物最新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的普及很差很多城市,包括甚至省一级的这样的城市,一个真正专科精神科、儿童精神科医生都没有。
注重儿童时期是不是有问题,来帮助诊断和治疗成人的心理障碍,这一点要学会,在线索当中去找影响的最主要因素,人格冲动改变,可能它的核心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造成的,比如包括物质滥用、吸毒,所以有时候把多动症治疗好了以后,这些问题可能会好解决很多,大家应该科学地去认识儿童精神障碍和成人精神障碍的这种关系。
我们国家儿童精神卫生的形式,是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高一层次的,儿童精神医学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我们很多知名的专家都是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学习进修都是带有国际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回国,而且我们在国际组织上又兼任很多的重要的职务。我曾经担任过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和相关学科协会的副主席。现在是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和相关学科协会的副主席,这样我们很早就形成了专门的,儿童精神医学的独立的学科。我们国家儿童精神医学发展比较快,比较早的地方是南京,当时的陶国泰教授,在南京成立了第一家儿童精神医学的病房。
最新的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时期很多的国外的,学成的专家,还有我们一些老的专家这种经验的传承。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跟国际接轨,我们在1998年,当时我是在美国我代表中国,我们是参加了那一届的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和相关学科协会的国际大会。当时我们正式加入了国际组织,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我们的诊疗水平和诊疗的标准,基本上都是达到了国际水平。
2000年大概也就十五六年前,当时就估计儿童的整个的精神障碍的这种患病率估计在20%,也就是说五分之一水平很多了。而成人的估计当时估计的成人的数字大概是10%。换句话来讲,儿童的心理精神问题发生率要比成人高,它的影响因素更多,问题更普遍,因为它是一个发展过渡阶段,好多的心理各方面不成熟。
我们的这种服务和我们的对策还应该相应地进行调整,好在我们国家在《儿童发展纲要》|《妇女发展纲要》当时都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署,当时我特别提出整个人类的健康心理健康要从儿童抓起,所以当时在《儿童的发展纲要》中我就强调了这些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
如果是一个明显的殴打、虐待,说明这个施暴者可能本身就有心理的障碍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已经涉及到法律层面,父母有一方一定要注意、要控制和管理,甚至要该治病的治病、该诉诸法律的诉诸法律;另一种无形之中的“好心办了坏事”的情况,是在理智的情况下发了脾气,体罚了孩子,父母一方一定要及时的提醒。体罚要得当,不能够不了解孩子心理需要和孩子的动机,简单的施予这种暴力,或语言上或心理的刺激。
这种精神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障碍,有明显的性别的差异,说明它跟大脑的发育、跟大脑的物质条件、跟激素水平、跟染色体的水平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有很强的神经物质的基础,所以这更告诉我们,这些疾病是可以从物质上面、从脑功能的发展过程中去找到根据和线索,可以早期来改变和诊断识别,来治疗这样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