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调查表明： 中国公众对于同性恋的接纳程度比西方国家的相当较高，调查原因显示可能是国内没有普遍信仰的宗教，而西方同性恋受歧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宗教教条。

　　本次调查是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按照随机抽样原则，采用随机抽取电话号码的办法进行。样本量为400人。调查为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设计了10个问题。

　　1. 在你如果看待同性恋行为这一问题上，有两成中国城市公民认为它完全没有错;三成人认为它“有点错”，但是并非完全错误;有近四成人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还有近一成人态度不明。与美国相比，完全接受同性恋的人的比例(43%)偏低，但是完全拒绝同性恋的人所占的比例(47%)也低了10个百分点。换言之，美国公众的观点比较两极化，或者完全接受，或者完全拒绝，而中国公众的态度比较中庸。

　　2. 公众在自己认识的人当中是否见过同性恋者这一指标反映出同性恋在一个社会中的可见度。因为同性恋无论是否为社会中人所见，他们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对同性恋比较宽容的社会可见度高;对同性恋比较歧视的社会可见度就低。在本次调查中，只有7.5%的人说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有同性恋者，说明在我国城市生活当中，同性恋的可见度还是相当低的。

　　3.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您知道一个人是同性恋者，您还会和他做朋友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充分显示出中国人的善良：有超过六成的人说他们还会保持朋友关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拒绝与同性恋者做朋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例大大超过完全接纳同性恋的人的比例。也就是说，虽然有相当大的一批人虽然认为同性恋有错，但是他们还会和这个他们不理解、不赞同他性倾向的人做朋友。此外这个比例也远远超过香港的39%。

　　4. 第四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您认为他可不可以在学校当老师?从被调查者的态度看，持反对态度的人略高于持接纳态度的人。福柯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说过：一个同性恋教师对于学生的特殊影响是很小的，他跟一个秃顶的教师对学生可能造成的影响差不多。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同性恋恐惧症的严重程度，以及人们对同性恋的歧视心态。

　　5. 第五个问题也是关于同性恋做老师的，这个问题是问如果发现孩子的老师是同性恋者，人们会不会要求学校换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答案与上个问题很接近：稍稍超过半数的人持歧视同性恋教师态度;略低于半数的人持尊重态度。

　　6. 第六个问题是对同性恋影视作品的态度：您认为以同性恋内容为主题的电影电视节目,是否应当允许在国内公开播放?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再次分为泾渭分明、势均力敌的两个阵营：五成半的人赞成，四成多的人反对。

　　7. 在平等就业机会上，却是有91%的人支持，只有少数人反对。在同性恋平等权利问题上，平等就业权是社会观念中接受程度最高的一项权利。因为工作权和工作机会是人维持生存的一个基本手段。再反对同性恋的人、再歧视同性恋的人也不愿意剥夺这群人的生存权。这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底线：你可以反对同性恋，但是你不能不让人活下去。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美国1983年的65%和1996年的84%，与香港相仿。

　　8. 在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同性恋者会怎样对待他这个问题上，完全接纳和完全不接纳这两种态度都是少数，各占一成多一点，而有四分之三的人持“容忍他但希望他改变”的态度。

　　9. 在同性婚姻立法问题上的看法，中国城市人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赞成，七成的人是反对的。这一调查结果与网上调查的结果向去甚远——在网络调查中，有六成人是赞成同性婚姻的。这种差距或许来自中国1亿网民的成分与一般公众的差别，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在较年轻、教育程度较高和经济发展比较高的地区。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反对的人比美国略高(美国为58%)，但是低于香港(83%)。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比香港高了10个百分点——香港为17%;中国城市为27%。

　　10. 在一个最直接涉及平等理念的问题“您认为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是平等的人吗”这个问题上，理性再度占了上风：虽然不及就业平等问题上持赞成态度的人多——因为就业权利更直接指向生存，比较具体，而一般的平等权利比较抽象一些——但是赞成者超过八成，认为同性恋与异性恋从身份上就不平等的人只有15%。

　　影响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因素包括：年轻、职业地位高、未婚、收入高、教育程度高、城市规模大、家庭地位高等与对同性恋权利的宽容和尊重联系在一起;相反，年龄大、职业地位低、已婚、教育程度低、城市规模小、家庭地位低等与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和对同性恋的歧视态度联系在一起。

　　这一发现是令人鼓舞的。因为社会地位高的人对社会舆论和社会伦理的影响力比较大;而年轻人的态度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未来。我们可以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歧视会有所减弱，同性恋的平等权利将在各个方面逐步得到完善。也期望着，全社会能给同性恋者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